翟振武：应对生育率下降挑战，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

　　2022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学术大会于11月26日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巩固深化历届主题，聚焦“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开幕式、主旨论坛邀请到了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相关单位的领导、专家云集线上，分享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解，探讨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认识，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自觉性和能动性，达到理论、实践、政策的有机统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教授受邀参会并做了题为《应对生育率下降挑战，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主旨演讲。本文内容根据发言整理而成。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在近几十年来呈总体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近年来出现快速下跌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了更替水平；200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内生性的低生育阶段，生育水平长期保持低位；到了2010年以后中国生育政策是生育的数量限制政策，经历了数次重要调整，生育率阶段性的回升以后，近几年又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3的历史最低水平。

　　从七普推算的总和生育率2010年1.7，2012年1.89，从2013年以后基本维持在1.8左右，一直到2017年。在这个中间从2013年开始我们进行了生育数量政策的调整，所以生育水平一直维持在大概1.8左右，从2017年开始生育政策调整以后，产生的累积效应，到2017年以后已经释放完成。所以2018年开始生育率又开始直线大幅度下降，2017年出生人数大概在1800万，2018年1500万，2019年1400万，2020年1200万，2021年1062万，可以看到出生人数也在下降，虽然出生人数和总和生育率不是直接对应，但是从出生人数的下降就可以看到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今年的出生人数会低于1000万，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大概也会降到1.1-1.2。

　　和国际对比发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的轨迹很有自己的独特性。1950-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开始比较高，后来开始直线下降，下降到总和生育率和发达国家几乎都一致，甚至比有的发达国家低。比如欧洲现在的总和生育率的平均水平大概在1.5-1.6，中国现在已经降到了1.3。但从人均GDP的角度，据2021年统计，中国的人均GDP1.2万美元，日本3.9万，韩国3.4万，法国4.3万，瑞典6万，美国6.9万，大体可以看到中国在1.2万左右，其他的几个发达国家都是在4万以上这样的水平，城市化水平中国是最低的，其他国家都在80%以上，日本更达到了92%。而人类发展指数，中国0.76，日本、韩国、法国、瑞典等都在0.9几以上的水平。

　　所以中国的生育率下降的特点是，经济社会发达程度不如发达国家高，但生育率水平却比发达国家低。也就是说按照中国这样的经济社会发达程度和水平，生育率大概不应该像现在这么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比较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都比较高，中国的生育率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还要低，但是中国的发达程度却没有这些发达国家程度高，所以这也是中国生育率变化和国际对比具有特殊性的一个方面。

　　那么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以及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给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最直观的问题就是少子化、老龄化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医疗卫生系统承受着巨大压力等等，生育率下降和长期低生育率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中国生育率之所以能够在经济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条件下能够进入到这样低的水平，还是有特殊原因的。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有两大类原因：

　　1）政策因素，中国在70年代以后实行了计划生育，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数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整体生育的基本规定是城市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农村的夫妇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半孩子。计划生育的政策是导致中国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2）新涌现的社会经济因素，中国经济社会仍然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向发达城市化水平，收入水平不断的在提高，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生育率产生下降的推动作用，但是在中国社会里除了传统的受教育水平提高、收入提高、城市化水平提高会推动生育率的下降，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最近几十年里还涌现出了一些新的社会经济因素，新的经济因素和西方还是有很多不同。

　　中国生育率走低的经济社会原因，与西方相同是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化水平提高，生育率就会逐渐下降。与西方的影响生育率下降的经济社会因素不同是最近10-20年来有一些新因素的出现，推动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第一，住房成本快速上升。因为自有住房是结婚生子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的住房的租赁市场的发展不完善，最近10几年来商品房的价格不断上升，房价和个人平均收入比居高不下。香港房价收入比是46，房价是收入的46倍；深圳的是43，北京41，而旧金山、洛杉矶都在7.5-7.6，所以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非常高的；同时住房的房价成本上升就是在最近10几年发生的，中国商品房的平均销售价格变动趋势，从1998年是1800/平米，2020年接近1万块钱/平米，全国平均来说涨了5倍多，在一些大城市里面涨得就更多了，北京房价大概都能涨的15倍左右。举个典型的例子，人民大学很多教师当年都买了世纪城的房子，当时买的时候世纪城的房子4000多块钱/平米，现在刚刚过去了15年，现在世纪城的房价达到了12万/平米，这等于是涨了30倍。这是一个中国最近10几年发生的一个新的现象，这对生育率下降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家庭抚育孩子全过程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增加了。因为中国和欧洲国家不同，家庭抚育孩子不仅仅只管生，承担生育的成本、承担住院分娩的成本、承担抚育的成本。中国家庭抚育孩子是全过程的，从出生到小学、中学、大学到结婚，婚嫁费用等都成了养育孩子的成本之一，甚至现在在孩子结婚之后家长还要对孩子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和支持。

　　所以中国家庭抚育孩子的过程是一个全过程。在过去10几年，中国家庭抚育孩子全过程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大幅度增加，基础性支出、教育支出、文化娱乐支出，特别是家庭越来越注视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教育成本的支出是大幅度上升的。

　　第三，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面临的风险上升，过去的10几年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面临着国际上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不稳定、就业不稳定、收入不稳定，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所面临的风险的上升对生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就业不稳定会使年轻人不断推迟婚育，推迟婚育的后继结果就是生育率水平进一步降低。

　　第四，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和频繁的社会流动，这和西方也有很大区别。中国的城市化进展水平速度非常快，平均过去10年每年能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甚至一个多的百分点。中国社会几乎成了一个流动的社会，流动人口在整个人口当中几乎占了20%几，现在有3.6亿流动人口。所以中国不管是垂直流动还是水平流动，都非常频繁，这10几年流动的发生率频繁程度远远超过了现在西方世界的平均水平，城镇化进展的速度也名列前茅。

　　第五，女性的劳动参与和育儿负担之间产生了剧烈冲突。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女性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在家庭中性别分工又是固化的。所以在当前生育支持配套措施不完善的条件下，女性劳动参与和育儿负担，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第六，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这是一个正面的因素，中国基本养老覆盖率已经达到70%，基本医疗保险达到96%，新农合、新农保在农村覆盖的比例都非常高。整个社会从社会养老、家庭养子的格局进行不断转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人们养儿防老的生育动力减弱了，生育的意愿也就大幅度下降。

　　第七，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缺失。中国婴幼儿托育的体系在过去10几年基本是空白，中国现在有4200万0-3岁的婴幼儿，但实际入托率仅为5.5%。而2015年法国、挪威等国家3岁以下的婴儿入托率都能超过50%。所以可见中国的婴幼儿托育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真正能够入托的仅占5%。这也就进一步加剧了妇女劳动时间和家庭照料孩子时间的冲突。

　　第八，教育焦虑现象。高昂的教育成本，教育的竞争，现在我们课外教育热火朝天，所以整个教育成本在过去10几年大幅度上升，早教、课外培训班、择校费、学区房等，教育焦虑已成为一种群体性情绪。大量调查当中发现，很多妇女都反映生孩子能生得起，但教育不起。现在每个周六、周日家长都要陪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然后平常的日子里还要帮助孩子做作业，孩子的照料、生活不堪重负。而孩子还要竞争，考中学、考大学、考重点学校等等。教育的焦虑在育龄妇女当中非常普遍，这成了很多育龄妇女不愿意再生第二个孩子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九，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不婚、终身不育、离婚、同居等观念不断在接纳，不断在流行。

　　第十，互联网与新媒体加速“时尚”婚育观念传播。同居、晚婚、不婚、丁克家庭甚至包括同性恋等等，这种观念在互联网的加持下传播速度很快，接受度很高，这与互联网的作用有密切关系。

　　从政策应对，第二个因素导致了中国生育率不断走低，从应对的条件下来说，我们也是从两个方面在进行应对：1）调整生育数量政策，2013年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改变了生育政策的方向，从原来严格限制开始走向了一个逐步放松的方向，所以2013年单独二孩是一个改变方向的生育数量政策。2）2015年是第二步全面两孩政策，全国所有夫妇都不再对生育孩子的数量限制，一律调整为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是生育政策数量调整非常重大的一步。3）到了2021年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实施了三孩和相关的配套设施，基本上取消了生育数量限制。中国生育率下降两大类原因：一方面是生育政策数量限制，所以在过去10年左右生育政策数量限制逐步的取消，到了去年实行三孩政策，事实上实行三孩政策的同时取消了即使是生了四孩和三孩，也取消所有的社会抚养费，经济、政治等等方面的处罚。所以法律上规定还是可以生育三孩，但事实上生育四孩、五孩没有任何的惩罚措施，所以生育数量的限制应该说已经算是取消了。现在妇女生育孩子生和不生、生多和生少基本不受生育政策的限制。另外一个方面是经济社会因素，这已经成为影响生育水平的主要方面，所以在生育政策应对低生率这样挑战的过程中，不仅要放开生育数量政策，同时还要能够对生育进行支持，要对阻碍生育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改造。过去几年实施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政策出台得越来越多，覆盖了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包括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强化住房税收支持、强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过去一两年的双减政策，减轻学生教育负担、降低学区房需求，压低住房价格等等，也包括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加强宣传和引导。

　　现行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大量政策的实行目前还是是碎片化的，政策之间互不相连，各自为政。二是家庭生育政策的完成还有很多是不连贯的，比如延长的产假，但妇女产假后回到工作岗位职业中断，职业发展会受到影响，收入会受到影响，岗位会被调离。所以产假延长了，和职业性别平等又没有配套等。三是在生育政策的配套方面关注“生”比较多，关注“育”比较少，比如住院分娩、生育孩子的成本是下降了，但是教育成本，结婚成本还是居高不下。政策覆盖方面很少，还没有涉及到孩子后半段的成本补偿、补助。四是现在的政策比较集中在多孩家庭，比如生三孩才能有住房补助，有育儿补贴，一孩二孩就没有，只覆盖了第三个孩子，没有一孩二孩，覆盖的不是全孩次。

　　应对低生育下降的挑战策略要生育支持政策要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因素的全覆盖；要孩子成长周期的全覆盖；要孩次的全覆盖；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整体性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展望应对生育率下降挑战所采取措施，在未来还是能有一定效果的。一是中国生育水平的提升还有空间，如果要把阻碍生育的社会经济因素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变，能够减轻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能够对生育有更多支持，无论从环境上、经济上、社会上、舆论上等等，中国的生育水平提升还是有空间的。二是调整生育数量政策，实施积极的生育支持措施，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减慢人口老龄化的过程，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三是客观地看，在现代化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生育水平处于低生育水平，这是一个大趋势。所以现在对生育数量，应对低生育挑战所采取的各种措施，预计能够使生育率有一定回升，但效果还是有限的，无法彻底扭转老龄化大趋势。四是即使不能扭转老龄化的根本趋势，但是还是要做，因为全力提振生育水平毕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五是目前提振生育水平的最大的“提拉力”是经济社会文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生育友好环境的构建。在几年前大家更多的关注生育数量政策的限制，比如生育政策的放开还是不放开，放开到几孩。现在生育政策已经完全都放开了，而且影响生育水平的主要的因素是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所以经济、社会、文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立和生育友好环境的构建，是我们提振生育水平最大的动力。今后在应对生育率下降挑战当中，政策的重点应该更多的放在经济社会文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上面去。（文章来源：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